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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我其實沒有什麼非要親自從老崔口裡逼問出來的謎底，該說的他已經老早就說得差不多了，而且想得比誰都深都多。

轉載自老崔官網論壇。原出處 : 網易商業報導 http://biz.163.com


2004-01-19 15:31:47 來源: 贏週刊


崔健作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已經歷史地結束了他的使命，他以“一塊紅布”描繪的時代正在過去，對於生於六十年代的人來說，小時候憧憬的“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沒有做到，而推動整個中國走向文明、進步與強大，正在一天天做到。

正好趕上了我們的時代

——八十年代的北島、顧城以詩來表現那代人的內心世界，而你則選擇了音樂的方式。顧城那首“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來尋找光明”與你的“一塊紅布”，幾乎同出一轍，這是什麼原因？

崔：大家生活在同一時代裏，那種共同的感覺，只是借我們的口說出來罷了，我們得以站在時代的前沿，是一種幸運，因為一個藝術家夢寐以求的就是這樣一種再合適不過的表達，非常痛快，生命的激情存在於壓抑太久的一代人心中，他們需要找到突破口。

——你是說時代選擇了你而不是你選擇了時代？你在表達自己的同時表達了全世界？

崔：我的走運正在於此。我發現在剛剛寫歌的時候就代表了很多人。這是一種運氣。某些人以為當時對我的演出禁令會令我憤懣難當，其實我的內心相當幸福。因為我只失去了暫時的表演權，但作為歌者的生存權卻一直保留著。我想我作出了一種原則和標準：說真話，按照內心的想法生活和做音樂。這種做法是到今天都有意義的，我不自覺地反對了另一種標準：靠說謊和包裝。為了市場無止境地賣弄自己，千變萬化，舞臺上服裝換了一套又一套……

——你的歌中有許多時代的烙印，包括苦難的感覺，其實你的經歷並沒有大波大瀾，那些底層的情感及憤怒從何而來？

崔：我沒有經歷過什麼大苦大難。相反，經受了大苦難可能就不會成為音樂家，而會去寫報告文學。而且真正受了大苦難的人是不屑於與人去談論苦難的，包括所謂表現底層聲音的搖滾樂，也恰恰不是來自苦難的國家。我們處於苦難之時，聽到的是《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希望的田野上》等等，我認為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是由於藝術家的敏感及想像，偏要苛求歷史的苦難其實是對想像力的重大忽視，所有藝術家都是心靈特別渴望美好東西的人，這種渴望沒有邊際，痛苦便由此而生，藝術發端於壓抑，這是千真萬確的。還有一點人們不理解，其實當一個人可以表達痛苦的時候，他的內心也是一種巨大的釋放，他是興奮而且幸福的。

——你作為紀念碑式的那些歌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但一切已經結束，反對媚俗成為你新的使命？

崔：說“使命”這詞過於沉重。我只想作出一種誠實的標準。我想告訴他們，只要你舒舒服服地寫作，說實話，就能結集起真實的力量，就有自己的市場，本色就是最好的包裝。其實不少電視或各種媒體上看到的歌星影星並不一定是他們自己喜歡的方式，他們只是無法抗衡這種被選擇，被宣傳攻勢、媒體炒作所選擇，他們的消費對象也不一定是他們所希望的。我就從不在這方面耗費精力，一套衣服唱到底，我做音樂僅僅為了做一件簡單的、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

——熱愛你的音樂的人依然熱愛，但如今你的音樂受眾已不像當年那麼廣泛，你怎麼看這一點？

崔：非常自然。那個時代我處在焦點和風頭上，許多人需要自由創作的聲音，我正好趕上了。如今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包括獨立創作、包裝製作與商業炒作，他們各自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我過去的受眾已經成長，他們有工作、家庭和孩子，在面對現實時候，音樂顯然已經不是他們的中心，所以我的受眾已轉向了更年輕的一代，不是指七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生者！回想一下，我們的青少年時代也是對音樂最上癮的，買CD，是精神嚮往的一部分。60代不熟悉我了，新一代正在熟悉我。

力量是惟一的形式——你曾經說過中國文字在營養文化的同時又帶來一種巨大的消耗，人們寧願去相信描繪而不願意相信音樂直接給他們帶來的東西，你是怎樣感受到這一點的？

崔：我們家是朝鮮族，小時候我記得，父母一喝酒就跳舞，拿著筷子敲著唱，那種交流真是愉快極了，現在的自發音樂娛樂變成了卡拉OK，身體與音樂的結合給破壞了。而且，人們真的寧願相信文字，這也造成了一種誤讀，好像我的成功變成了文字的成功。就說當年的顧城，雖然他的詩句表達了一代人的追求，但他自身的最大問題仍是愛情問題，文字掩藏了真相。而今天，當我只想把音樂簡化到節奏的時候，人們仍懷念文字與旋律。文字的過強造成了對其他感官的侵犯。不同種族與文明的人交流方式真不一樣，如果聽到一段特別好的音樂，中國人會低著頭，神情莊重地說“真棒，真棒”，而非洲朋友卻馬上會動起來，以身體的節奏和語言來應和。在我覺得，非語言性的交流是最直接和舒服的。

——你的藝術觀是什麼？為什麼要做藝術？

崔：我的藝術觀就是活人不能給尿憋死，力量是惟一的形式。人們說“崔健老了”或“崔健死了”，那是他們的耳朵沒有適應新的有力量的形式。我是越來越注重節奏了，年輕的一代喜歡，真正的歌迷是不折不撓地追逐新東西的一群。至於做藝術的目的，就是為了擴大藝術人口的範圍，用自己的能力使環境美好。我發現，所謂消滅戰爭，並不像政治家所說的那樣：為了世界的真正和平，我們必須最後一次拿起武器。擴大藝術人口，戰爭的烽煙自會日益消散，和平就會到來。國家機器實際上是人類資源的極大消耗，要不你試著進口總理看看，管理是一種服務，中國足球隊在米盧的帶領下，不是發揮得更好嗎？

——你的歌確實結集著各種力量，給人們帶來震撼，那種震撼被不真實地演繹了，今後你的路怎麼走？

崔：震撼是意外。要說震撼，也是他們自己震撼了自己。你自己希望震的時候它就有，比如我看凱歌、張元、老謀子的東西，早期聽何勇、竇唯包括“子日”樂隊的音樂，我都有很大的震撼。我覺得我的追求一直在“走”，從《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一無所有》、《假行僧》到《紅旗下的蛋》，我最後走“飛了”，在天上轉一圈之後，我發現要的東西不在這兒，我回來了，藝術家的改變是出於本能的，不是較勁。過去的東西較抽象，所以有很大的覆蓋率，我想改變這種浪漫與認同，必然會得罪一批人，同時你還得說服一批人認同你的改變，我過去覆蓋過的群體如今恰恰要跟他們宣戰，不能讓他們覺得不痛不癢，當然會有一小撮鐵杆歌迷，他們追隨崔健勝於追隨市場。

——事實上，如今的形勢是以歌者為中心轉向了以受眾為中心，大眾口味開始主宰市場……

崔：誰影響誰還不一定。

——在現場演出和做專輯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崔：完全兩樣。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真正的音樂在現場，那是最原始的音樂，身體的感覺更重要，做一個純粹的表演者，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特別舒服和放鬆，我從來都被音樂感動，而不會被歌詞感動，歌詞是什麼？是思想的一片羽毛，它太輕了……而我在錄音棚裏是另一個人，我的歌在不斷被修正的過程中變得沒有錯誤也沒有激情了。

——人們曾經把你喻為一把刀子，在這樣的定位之下你還能按內心指引的方向走嗎？

崔：如果過去的歌是一把刀的話，可以說如今拿刀的人換了，而刀子直接插在了某一個地方，有的人看不見。我喜歡做後面的刀子。那種拿刀子嚇人的事我是不願意幹了。

因為熱愛，所以堅持——如今你的生活已進階到中產階層了，生活狀態改變了，你內心裏真實的東西還存在多少？真正的搖滾還存不存在？

崔：搖滾並不是真實的代名詞。不少搖滾很商業，甚至歌功頌德。那種在成功之後馬上改變生存方式，賣那些自己曾反對的東西的人不少，人們做那些自己不喜歡的事來掙錢的確是一種墮落。擁有中產生活而堅持做搖滾並不難，首先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堅持做音樂的方式。我在《自由風格》裏特別鼓勵一種職業作風，你認定自己是一個做音樂的人，就會形成良好的習慣和作風，事業上大起大落不可怕，你的內心是穩定的。有些人一夜之間成了大明星、大腕之後，生活方式馬上膨脹，自己的真趣消失了。其實成功的人面臨的挑戰更大，他就是再怎樣努力也難以滿足大眾的需求，大眾是什麼？大眾對一個藝術家真的不重要，如果重要，顧城是不會自殺的，身要跟著心走。

——北京目前的樂隊如雨後春筍，有《花兒》、《秋天的蟲子》、《子曰》等等，他們變成了消費時代的一種時尚，搖滾是不是他們的一種噱頭，你認為真正的搖滾是怎樣的？

崔：搖滾音樂有三個要素：技術、力量和內容。也就是在學習技術的同時必須保證體能和原創。當然它有自己堅持的東西，比如態度激進，與社會敵對，堅持用樂器現場演奏。現在的新生代有它自己時代的形式，至少他們那種歌我寫不出來，當然我還看到了更多更假的樂隊。

——你的歌裏包含著不少性與暴力，為什麼？

崔：文化中的暴力都是反暴力的。描寫它不一定是提倡它。藝術是自由和平的調節器，世界上恐怖分子存在就是藝術人口還不夠多，人們都願意真正使用暴力而不是虛擬暴力，其實暴力情緒人人都有，通過藝術發洩出來，就可以達到平衡。說到性，中國古典文學裏不是大量存在嗎？為什麼就不能用歌的方式表現？實際上我在表現性的時候，還真的沒有把女性作為第二性的意思，我覺得，特別是年輕的時候，男人對女人的愛是一種性崇拜，對她渾身散發的氣息的崇拜，性，有時候是一種無往而不美的心情。

——現在有一幫踏上征途的人，他們想幹掉你，他們反對你已經非常主流，站著說話不腰疼，你怎樣理解和對待他們？

崔：中國搖滾圈裏有一個很大的病毒：老想幹掉誰。這成了媒體炒作的新聞，事實上他們沒有健康的幸福觀念，一個藝術家是不是真正踏上了征途，還要看它是個創造過程還是表演過程。其實你就是你自己，其餘全是扯蛋。堅持你自己，就是搖滾。西方為什麼總有新東西出來，就是因為有些人真的不在乎別人說他，只是在不停地做，創造才是最大的幸福。越是沒有個性和創造力，就越需要找個標籤，標新立異，這個人下一步就是隨波逐流。

——你的作品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一種人生探索，這種探索從什麼時候開始？

崔：要說還是從西方作品開始。我最早接觸的西方作品是《牛虻》，《牛虻》被傷害了還仍然堅持，這讓我很感動。看普希金的詩也很喜歡，但俄國最讓我記憶的詩是《葉甫蓋尼亞。澳涅金》。這種格式很影響我，它不用交待每個細節，又把故事講了出來，非常自由酣暢，而《安娜。卡列尼娜》就看了好幾遍都沒看下去。

——搖滾時代的人在聽音樂時喜歡一種狀態：穿著骯髒的大T恤衫，頭髮蓬亂、思想簡單、身體極度放鬆，是不是這種與泥土和大地特別接近的方式使你愛上搖滾，並成為你堅持採用的音樂形式？

崔：相比起“搖滾”，我更願意說“當代音樂”這個詞，不是反抗，是一種自由創作之聲。我的一個搞搖滾的朋友老是喜歡弘揚，弘揚本身就是反對自由創作的，自由藝術應該沒有模式，不受任何束縛，人在一種狀態中，自然能碰上一種能代表他們的藝術，我趕上了我們的時代。當代音樂是一種正在發展的東西，一切都在攪拌和混合，就看誰攪拌得好。

說實在的，我個人最喜歡的是爵士樂，它最初就沒有言傳，只靠技巧和想像力，爵士不是人們概念中的西裝革履、茶餘飯後的消遣，而是在漆黑的酒館裏一夥分不清東西南北的人在喝酒，完全是地下的陰暗環境裏特別亮的一種音樂，它特別有力量。其實我沒有改變，《一塊紅布》、《時代的晚上》、《無能的力量》就是一種東西，只不過音樂形式變了，人們以為內容也變了。若把《時代的晚上》換成《一無所有》再唱一遍，他們准能接受。大眾總是有個毛病，總希望《一無所有》之後再來個《二無所有》、《三無所有》，而我給我的音樂的定性是三個自：自信——別丟掉自己；自然——別勉強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那些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明白我，他們全喜歡《無能的力量》，給我的留言足以讓我震撼。

——這個時代與商業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了，你在商業上如何運作？盜版對你有什麼影響？

崔：健康的情形應該是銷售為製作服務，製作為創作服務，所以我選擇“普淶”作我的經紀公司。要是一切調過來，創作按製作要求來做，製作按銷售要求來做就壞了，但這確實是一個潮流，所以堅持個性的人才會覺得許多路口都是紅燈。但是，最毀藝術的還是盜版，最起碼我的版稅就丟了一千萬。如今我面前的五大敵人是：體制的弊病、盜版、媚俗文化、行業內毒品和江湖氣息，我們沒有真正保護音樂的土壤。這樣的時代，我感到無能，惟一能做的，只是堅持。堅持不妥協，也許是我能夠選擇的姿態，終生的姿態。

[montell]

老崔做音樂的形式不斷在變
但精神始終一貫
不妨回頭去看看2001年的《自由風格》一書
兩者相隔兩三年，但所說的話有不少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