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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5

不出差就覺得日子安定下許多。五月簡直積勞成疾，必須昏睡12小時以上才覺得稍微回過點魂來。

這篇寫得很趕，好像沒有完全想清楚就下筆。我並不太喜歡對話形式，覺得敷衍。但……在deadline面前，一切都是蒼白無力的！嵐嵐說，不要對自己那麼沒信心，那……就貼一下好了。

598期《週末畫報》

崔健：所有的一切都有關未來

採訪、撰文：李冰清

崔健當然戴著他標誌性的五角星帽子，白色，洗得綿軟，邊沿上有零零落落的線頭散開，「我喜歡這頂，越舊越有意思。」剛坐下的時候，他的雙手緊緊交叉在胸前，略帶嚴肅。記憶中他一臉的桀驁已經變成了士大夫式的冷峻，凝著股銳氣，不居廟堂但察江湖之遠，彷彿有一個個「為什麼」從他的眼睛裡蹦出來。

但只一會兒他便鬆弛開，回答問題的節奏也從簡單乾脆變成了滔滔不絕。他很擅長用比喻，說搖滾的爆發力有很多欺騙性，「就像魚香肉絲，太過油膩，不會是中餐永遠的選擇」，說電影承載的內容有限，「就像上飛機，你只能帶20公斤的行李」，說現代人的生活「好像在一艘高速前進的飛船上，靈魂會掉下來」。好幾次他不得不打住，「這個有點兒複雜，三言兩語真說不清楚。」

他剛開了東京演唱會，又在戛納電影節參加了新聞發佈會，宣佈電影《藍色骨頭》即將在今年開拍。這是崔健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電影，他自己寫劇本做導演，稱之為「加入電影夢大軍」的一種實踐。2010年他似乎格外忙碌，比如這部電影，比如即將出版的新專輯，比如作為「地球一小時中國大使」參加低碳公益演唱會，比如即將啟動的巡演。

「忙碌是種錯覺。我的工作量一直差不多，只是這些事突然全都來了。我也喜歡這種馬不停蹄的狀態。」

他喜歡臨上舞台前的那種興奮，期待現場迸發出的想像火花。他喜歡音符組合後時空的抽象：過去被忘記，只剩現在和將來。他喜歡表演新歌，比如《藍色骨頭》和《超越那一天》，「覺得自己還有獨立的空間讓人進來，而舊歌裡面已經充滿了人」。他知道觀眾在老歌中緬懷和陶醉後會有些失落，「沒有對將來的感覺，捕捉不到方向。」

他覺得自己到了一個「適合做一些相對綜合事情的年紀」，對這個社會也仍然抱一些冷眼。最近他在看北大教授於歌寫的《現代化本質》，讀得很慢，偶爾上哲學家黎鳴的博客。「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古今中外都沒有先例，我們無法參照任何經驗來獲取平衡。很多藝術家的最高狀態被錢買走了，他們有了創造環境，卻讓自己的思想空間越來越小。」

所以他想放慢些速度，保留一點自己的衝擊力。喜歡的電影他都會反覆看上三遍以上，比如姜文的《鬼子來了》，「昨天晚上還看了一遍。第一遍只看到情節，慢慢才會看到導演放置在細節中的東西。」他仍然用CD聽音樂——雖然他欣賞IPOD收集信息的速度，也介意它折損的音質和專業上的環節。他想和這個世界保持一種合理的錯位，可以從容，保持警醒，活在當下。

畢竟，所有的一切都有關未來。


《週末畫報》X 崔健：

《週末畫報》：為什麼會想要拍電影？
崔健：據我瞭解，做音樂的人好像都挺愛看電影的。看多了就想拍，想講自己的故事，就像當年聽多了音樂想自己做。一直有人鼓勵我，像積家手錶這樣的社會力量也在威尼斯電影節和戛納電影節上支持我。一旦開始，覺得放棄會是種浪費。
02年的時候我有機會在香港做了現代舞蹈《給你一點顏色》，後來想把音樂的想法搬上銀幕，就寫了一個挺複雜的劇本，叫《給你一點顏色》。04年立項後因為各種原因沒拍成，到今年又重新立項，有了《藍色骨頭》。
《藍色骨頭》和我上一張專輯裡的一首歌同名，簡單來說，就是「一首歌，兩個年代，三種唱法」。開始我寫了三個故事，覺得信息太多太複雜，簡化成一個，但他們說信息量還是太多了。這可能是我的一種風格，我喜歡的電影都是多看幾遍才能體會的，大概我是外行，無法對所有的細節一目瞭然。有些電影你第一遍看就覺得震撼，像《教父》，但有些電影你要看上幾遍才回過味來。我第一、第二次看《大象》的時候睡著了，第三遍卻被深深打動。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把那些細節放進去，觀眾如果不看第二遍可能會忽視，但忽視就忽視好了。

《週末畫報》：之前你拍《成都，我愛你》的時候，好像遇到過很大的時間壓力。
崔健：那部電影還有兩個導演，韓國的許秦豪、香港的陳果，我是完成劇本大綱最快的一個，即使這樣時間也太倉促，整個創作過程才半年，從劇本到攝製好像都是拿了一稿就定了。當時的投資人想趕威尼斯電影節，資金也有壓力，很多東西不完美。
拍電影和做專輯很像，都看團隊的能力，看你掌控團隊的能力，這是一個理性的過程，和真實的現場表演不同。你是否能把自己的所有想法搬到銀幕上？全世界每年有那麼多人拍出那麼多部電影來，真正能被看到的其實很少。我只是加入了做電影夢的大軍。

《週末畫報》：你是否會給自己設定時間計劃？
崔健：我一向不給自己太大的時間壓力，不會要求自己一定要在一年中完成些什麼，有時壓力甚至來自時間太多。我太和自己較勁。我希望音樂是感情自然的流露，而不是旱地拔蔥。我要求每首歌的製作都源於內心的衝動，但要找到這種感動需要漫長的過程。
十年來我只出了一張專輯，是因為我把太多時間耗費在周邊的工作上，特別是編曲。我一直沒找到合適的製作人，自己又喜歡做編曲的部分，否定率太高。我不是不想高產一點，Beatles和Rolling Stone都出過大量的專輯，也保證質量，但他們有一個成熟而且專業的商業環境在運作，有沒有一個合適的製作人差別很大。
我不想重複自己，所以一直摸著石頭過河，精力可能常常放錯位置，可能是好事，可能得不償失。雖然商業上有損失，但這對我作品的藝術性沒有損耗，所以我無所謂。這更像是一種實際的生活方式。

《週末畫報》：你現在對「好」的標準是什麼？
崔健：首先是不可複製。能被人複製就會給它減分，它就不是一級產品。不能複製的重要原因是，創作者把自己的生活融了進去，別人能模仿你的表現形式，但無法預計你的生活。生活一旦被打開就會有太多東西湧出來，你只能做減法，取出其中的精華，表達一個題目。這就意味著你要想明白自己最想表達的是什麼，像走獨木橋，需要經驗、能力和和魄力。
但我不會和自己的作品保持距離。而對藝術家來說，跳出你自己的作品可能會有更多的客觀性，但這會讓你失去激情，也會讓你不停挑剔自己的毛病，反而沒有了個性。我們反而不會像那些聽音樂的人聽那麼多作品，不然創作時會亂。這和吃飯一樣，只能選真正滋養你的東西。

《週末畫報》：你經歷過自我否定嗎？
崔健：經常。其實在錄音棚裡做縮混是最熬人的過程，常常就是耗在那裡，所有工作都差不多收口的時候，突然出現了微小的問題，你會覺得，費了那麼多勁的工作，到最後怎麼什麼都不是？一點兒也不敢放鬆，渾身不舒服。但拚命在自我否定的時候突然又來了個微小的改變，一切又被改觀。就這麼一會兒天堂一會兒地域，深一腳、淺一腳向前走。

《週末畫報》：到現在，你還會把自己歸入「搖滾」的行列嗎？
崔健：是。從樂器上來說，搖滾可能是鼓、貝斯、吉他、簡單的合聲，但我認為搖滾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批判性，無論成功與失敗，不會去討好誰，堅持個性，堅持自己與社會發生關係，並且和別人分享反叛、分享創造力。
當然每個作品不同。有些作品的張力不是建立在批評上，而是在寬容上。現在國家的經濟是呈90度上升的，有很多「虛」的部分。30度才是比較正常的坡度，用那樣的速度我們才可能思考和觀察社會。在中國的文化環境裡，個性的體現方式不一定是爆發，音樂的好處是能把極端的問題娛樂化、感情化，所以音樂永遠是雙刃劍：切入社會，娛樂自己。

《週末畫報》：所以大家常常說，「老崔很低調」。
崔健：也算是一種高抬。我不是說自己沒有商業理想，做音樂能賺錢那很光榮，致富光榮啊，又不是賣身。我只是不想進入自己控制不了的環節，不想用那些去交換財富或者社會關係。所以我不上微博也不寫BLOG，我不想介入是因為我不願意去維護。當你進入那個體系的時候，你的社會關係會跟著改變，但有那麼多事情需要去交流嗎？有那麼多關係需要去維護嗎？對你的工作來說，那只是裝飾品罷了。

《週末畫報》：從以前到現在，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崔健：我現在能更清楚地看清楚過去的錯誤，包括自己曾經對中國傳統、對一些事件不正確的看法，但我現在能從理性的角度出發，獲取知識始終是讓我有激情創作的動力。
很多過去的事情你以為已經是一個句號，但往往發現它們原來是省略號。現在聽以前喜歡的一些音樂，發現它們仍然能感動人，那些價值仍然會發光。很多東西經歷了時間，你才能找到埋藏在裡面的東西。我現在的審美偏向於清淡、少油膩，其實簡單的東西衝擊力更大。《一無所有》當時我錄了許多遍，但放入CD的是最後一個版本。那些小的裝飾音都被去掉了，剩下的是更理性、更純淨的東西，才讓它在橫向和縱向上有更多的擴展空間。

《週末畫報》：很多人會懷念80年代，嚮往那時的理想主義。作為80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你懷念麼？
崔健：80年代是一個陰差陽錯的年代。流行音樂的發展的代替了專制，大家可以大膽在舞台上唱私人的感情。我不懷念那個時代，是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在啟蒙了別人之後毀了自己，把自己交給了商業利益，自由的群體出現過，卻沒能蔓延下去，說到底還是根基不夠深厚。
中國的當代文化簡直像個怪胎，一邊是殖民文化，一邊是專制，藝術創造於是只能低俗化，失去自己的判斷力。我想這可能是一種階段，藝術家在成功後一定要有足夠的勇氣，替人說話，讓別人體會到啟蒙的價值。80年代的那批人都還在。如果未來十年裡能真正樹立起對文化的理性思考，能在真正的商業開放後反思，能出現真正引領人、震撼人的藝術家，才能證明啟蒙沒有斷層，才讓80年代有了真正的意義。

《週末畫報》：你是否會讓自己的電影承擔這種責任？
崔健：電影更多像我的個人表達，就像你上飛機，只能隨身帶20公斤的行李。其實在之前的作品中我已經表達了一些想法，比如最早8分鐘的短片，說到修復處女膜的問題，這不僅是精神上的騙局，也是醫療上的騙局。
我的影片中出現過「搖滾能量」這個詞語，結果成了敏感詞，被要求去掉或者修改。藝術這樣左搖右擺地躲過「敏感」，對表達有多大的損害？惡俗就不敏感嗎？其實「敏感詞」這樣的東西一直都有，不單單是藝術裡。對待它你有兩種辦法：一是讓它敏感下去，漸漸它就不再敏感了，二是你變成神經病。有個比喻，問題是熊，現實是羊，你不能用對付羊的心態去應付熊。實際上，你越具體、越直接去面對問題，就越容易解決它。

《週末畫報》：所以你會有很多社會責任感。
崔健：社會責任感不是高調，更不是虛偽，這應該是大環境下某種生活責任和社會公德。社會責任是一種理性的自私，依靠健全法律的自私，而不是去無謂地犧牲。個人價值應該有理性的確認，你可以同情吸毒的人，但你不會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生活不是電影。